法制日报:改革创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衢州论坛发言摘登

编者按

南孔圣地,嘉宾云集,献计献策共谋“枫桥经验”新发展。8月31日,由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制日报社、衢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衢州论坛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召开,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等参加论坛,围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入交流探讨,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现将部分发言内容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王春 来源:法制日报9月5日第7版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这次论坛聚焦“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举办的论坛,这还是第一次,体现了论坛主办方深刻把握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客观规律,深刻把握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把握了党中央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枫桥经验”由乡村向城区延伸和拓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与可行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形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信息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格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发达省市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为“枫桥经验”在市域治理中的运用和拓展,创造了客观前提和必要条件。“枫桥经验”是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和方法,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城市的社区也是基层,“枫桥经验”的基层性决定了它在城市社区运用的可行性。所以,在推广“枫桥经验”中,我们要打通城乡、三治融合、全面推广。
在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的背景下,贯通城乡治理与市域治理,使两个治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创造城乡与市域普适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也是势在必行。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要沿着这个逻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方略为统领,以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思想,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李占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枫桥经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已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地,浙江法院始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大力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保障发展。在大调解机制建设上发力,推动纠纷源头解决;在基层基础建设上发力,推动纠纷就地解决;在“互联网+”应用上发力,推动纠纷在线解决。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巩固提高,创新发展,努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加快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模式,预防矛盾于未然,化解纠纷于萌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法治、公平、正义等各方面的需求。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总的来说要牢牢把握和践行“四个坚持”,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坚持为民初心,三要坚持科技应用,四要坚持与时俱进。
本次论坛聚焦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凸显了“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的强大生机活力。论坛成功举办,必将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也必将给浙江政法战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新的动力和智力支持。

张亚 法制日报社总编辑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亟待突破的实践课题。在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工作实践中,及时总结、研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将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和具体做法,不断准确、深入地上升到理论层面,不断提升对于“枫桥经验”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更加及时有效地指导社会治理实践,无论对于更自觉、更有效地推广“枫桥经验”,还是对于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工作水平,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结、报道好“枫桥经验”,是《法制日报》今年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全年的重点任务。近年来,衢州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市域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创新发展,创造出一个个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研讨,值得浓墨重彩地推向全国。
我们将持续关注,继续运用好报道手段、评论手段,积极推动对于“枫桥经验”创新实践的总结、研讨,积极推动对于“枫桥经验”新做法、新经验的推广普及。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力量。

徐文光 浙江省衢州市委书记
“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核心是解决基层党委政府与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断层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到衢州考察调研时,专门对基层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关键在于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贵在强化服务和管理,夯实群众基础”。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设计、制度设计,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党建+基层治理”为主抓手,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支撑”,着力构建以“四大五加”为主要内容的体系架构和“主”字型运行架构,加快形成执法管理服务“三位一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齐抓”、共建共治共享“三共并推”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全力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努力为“中国之治”的基层之治提供标准、方案、样本。
在这过程中,我们坚持党建统领、贯穿到底,资源整合、力量打通,共生共荣、共享共治,大战大考、实战检验,努力做实做细做深做优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的网络化、网格化,扁平化、一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促使我们的工作从突击运动变常态长效、事后变事前、治标变治本、被动变主动,最终实现管理变治理、民主促民生。

谢小云 浙江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通过学习梳理1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和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论述,比如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抓基层打基础”到“夯实平安根基”,从“源头预防”到“预测预警预防”,从“德法并举”到“三治结合”,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到“社会治理四个化”,从“齐抓共管”到“共建共治共享”,我们可以从中探寻“枫桥经验”向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实践逻辑。
15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在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而生动的实践中,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功能不断拓展、效果不断显现,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棵常青树,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枫桥经验”是浙江的“传家宝”“金名片”,是浙江的宝贵财富。我们将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争当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路者和排头兵,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这面旗帜增添更加鲜明的底色、特色和亮色。

吴江平 浙江省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江区委书记
近年来,衢江区紧紧围绕衢州市委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的战略部署,以无讼为目标取向,坚持大党建统领大联动治理,全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坚持党建统领,实现党建治理“一张皮”。坚持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抓实抓好“三个三”基层党建工程,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事事不出区”。
坚持源头治理,织密矛盾化解“一张网”。着眼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长效化,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作用,打造“四个一”矛调体系,一套联动联调的机制。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以“无讼无访村(乡镇)”创建为抓手,将万人成讼率、诉前化解率、失信被执行人比率等指标纳入平安综治考核,条块联动、块抓条保、属地统领、捆绑考核。
我们邀请一百余名“最美人物”担任特邀调解员,把获得“全国模范法官”“浙江好人”“最美衢州人”等荣誉称号的法官选派到诉讼服务中心,并组建一支律师调解团队以及特邀调解团队,协助法院化解各类纠纷;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律师及社会贤达等组成10人观察团,在两个基层法庭成立乡贤工作室,发挥乡贤品行优、口碑好、威信高的优势,用老百姓的办法解决老百姓的难题。

范 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从衢州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我们看到了“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在“枫桥经验”的推广发展创新中带有很多规律性东西,又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善治就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指标,基层社会治理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标是一致的,都要形成一种善治结果。
基层社会治理,参与主体一定是多元的,不能仅仅依靠司法,法院,也不能仅仅靠政府,必须得有老百姓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这种共享、共治就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核心,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核心,主体多元性避免了纠纷解决单一性。
规则多元。除了法律之外,还要把广义法律公序良俗,村规方面建立新型的规则,纳入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体制当中来,这种规则多元就需要主体参与,在规则合理性上下功夫,而且社会中不仅要有像常规的这样的行业规则,村规民约等,还有传统习惯,公序良俗,公共道德都可以作为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的依据。
方式多元。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崇尚协商性对话性的平和性纠纷解决机制。所以,从过去仅仅依赖裁判为中心,把法院强制力看成最权威解决问题思路,转化为更多通过民众自己协商,在基层把纠纷解决化解掉,使老百姓得到便利的,契合实际的圆满的纠纷解决。

刘建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从“单位国家”向“社区国家”的转变来概括。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社会组合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转型,更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催生社区治理的直接根源。
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讲求家国一体。国家如何与一个个家庭相联结,与一个个单位相联结,与一个个社区相联结,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和优势之所在。
社区就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就是由一个个社区,这一“扩大了的家庭”组合而成的一个平面社会,而不是建立在由一个个阶层以及代表其阶层利益的团体组合而成的立体社会。在社区中国时代,社区定而天下安。社区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它的治理结构是以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原点,逐渐扩展出去,形成社区良治的基本格局,那么,党的执政基础和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就日趋稳固了。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它不仅要有民主选举,而且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包括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如此,才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基层自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自治基础上加上法治和德治,这就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自治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法治之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不仅仅是指依据法律条文调节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法的精神,是指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一整套规则体系。
实现公共事务的治理有效是根本目标,而自治、法治、德治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三者并非独立作用,而是互相贯通。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的核心在于组织架构上坚持整体论,寻找有效载体,激发广泛群众参与,让社会运转起来。对政府而言,要扮演有进有退的角色,引导和增强基层群众自治,减少政府对基层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强化法治保障,弘扬德治正气,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的质量,从而形成一个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形态。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建设,任何现代政府,一要给社会带来活力,二要增进社会平等,三要确保社会稳定,还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衢州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做法,活力、效率、平等、稳定、可持续,都是能得到公认的。
社会组织程度影响社会稳定,而决定社会稳定基础性因素,除了社会富裕程度、产权结构之外,还有一项很关键的是基本社会治理制度,即能让市场交易的不要政府命令,能个人自决的不要组织决定的,能由小共同体决定的不要大共同体决定,能民间组织办理的不要政府机构办理。这个标准就是经济要有活力,社会要有平等,还要社会稳定,基层能办的高层就不要办,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直接插手。
另外还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跟居住形态有关系。居住形态,可以从多个方面刻画,但最核心的方面是密集住高楼还是住独栋。研究发现,对国外的研究,就是密集住楼房的地区社会不容易稳定,由此比较,浙江的居住形态是比较好的,就是居住区占城市建筑区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也印证了居住形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

钱弘道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解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三个字是“道”“合”“和”。中国的文化,如果要找一个字来概括,就是“道”。我们从古至今讲治理之道,“枫桥经验”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种治理之道,就是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合”可以概括“枫桥经验”的具体方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协同创新是合力,自治德治法治必须是合力,共建共治共享讲的更是合力。“和”包括两个内涵: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发生矛盾纠纷了好好依靠大家的力量解决,达到平安和谐目标,就是“枫桥经验”;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上是一种和谐观,一种哲学。“和”道出了善治的目标,道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向和目标。
“枫桥经验”如何总结提炼推广?如何产生真正的治理效果?靠“知行合一”。多年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走进实践为师,以实践为师,倡导的就是知行合一精神。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合力弘道,总结提炼、推广创新“枫桥经验”,为创新中国治理之道作出贡献,为中国治理文明和世界治理文明作出贡献。

骆梅英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层是国家权力进入到社会的一个神经末梢,是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对于依法治国的很多法律制度设计来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呈现的背后的这些制度和法律设计,对于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衢州的实践表明,在推进合力建设过程中,可以重塑整体政府,重塑一个顾客导向型政府。通过党建的引领,或者说党政嵌入我们社会基层单元,让窗口代表政府,让网格代表政府,这个网格,让我们看到党,看到党员干部,看到政府权力与老百姓权利可以丰富、和谐地互动起来,重塑我们传统的权利体制。
在网格的基础管理以及窗口无差别化窗口设置方面,需要做的就是破除课程式带来弊端,应该在网格里实现行政标准化的行政管理和多样化的社会生态个案的结合。要实现行政高权管制治理和参与式治理深度结合,推进技术创新。
衢州的实践,正是在破解既有司法制度资源不足问题。进入新时代,每个人需求不一样,需要尊重每个个体,同时回应每个个体多元的不同的权益救济的需求,调解员队伍就是其中一种载体,把司法资源注入到网格当中去,丰富网格基层单元治理制度资源,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发挥。

赵林中 富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枫桥经验”不仅仅是政法战线的事情,更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法宝。“枫桥经验”应该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贯穿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层面。要从企业、社区、机关等基层组织做起,真正使毛泽东主席批示的“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点和要求、需要。
把“枫桥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中,联系我们富润集团实际就是“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依靠”,就是“职工的事最小也是大事”,处理职工的问题,原则是“既依法依规,又合情合理”,我们尽可能要求做到“小事不出车间(分厂)、子公司,大事不出集团,矛盾不上交政府”。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我们企业贯彻落实的载体是《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早在1993年11月24日《诸暨报》就报道《浙江针织厂落实“枫桥经验”取得可喜成绩》。1996年形成规范的《六十条》,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2年的实践,根据时代变化特点创新发展,我们坚信:枫桥经验是个传家宝,企业管理少不了。

程品方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院长
当前基层解纷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过度诉讼依赖与基层矛盾纠纷的特征不相适应,导致司法功能的有限性被放大、社会调解持续弱化,与传统及国外解纷主流不相符。
衢江法院一方面坚持内引外联,借助社会力量快速化解纠纷。另一方面,强化专业审判的功能,依托精英化的法官队伍,实现定分止争。近年来,衢江法院按照上述思路,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法官主动走出去,借助社会力量,构建网格、村、乡镇、区“四级”递进式纠纷调处机制。与全科网格和“四个平台”对接,法院和综治办联合出台实施意见,将“大调解”纳入全区732个网格。各乡镇向法院推荐品格优、威望高、能力强的网格员,小乡镇5名,大乡镇6至10名,对网格内发生的纠纷,通过网格员与法官的良性互动,合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为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发挥自身的优势,协助党委政府培育一支善治的基层解纷力量,从而有效实现“枫桥经验”和专业审判有机结合。